对“李约瑟难题”的讨论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世界，为什么到了近代却落后了？”
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近代却落后了的根本原因有两点：第一，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上述情况的发生。
李约瑟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西方不同。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statecity）到现代城市，如安特卫普和里昂，西方的历史根本离不开城市国家。而在中国和印度，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对应。与西方的城市国家即“城邦”或自由城市相比，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农业地区的中心，这些城市没有与矿山或航行活动相联系；没有选举的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市议员，其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只对朝廷负责。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不同。
李约瑟同时认为，古代中国在实现首次统一（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后，不是实行商业资本主义，而是实行“官僚封建制度”。他进一步说，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李约瑟说，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但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在中国，反对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而在欧洲，科技的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李约瑟的这一看法，应当说基本上也是正确的。
李约瑟在谈到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官僚封建主义”时，自问自答道，“如果你要问，为什么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答案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水利网有关。”他说，欧洲没有季风气候，以及没有中国所有的那些特别的河流与山脉，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而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李约瑟从社会历史，地理人文环境的角度对所谓“李约瑟难题”作了解释。在此前，另一位伟大人物爱因斯坦也曾就此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爱因斯坦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2〕
不难看出，这封信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指明了近代科学的两个基础或两个前提，即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现在要问：从精神产品、知识体系的角度看，科学是不是以此为基础呢？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的评价标准时曾经明确指出，第一，“理论不应当同经验事实相矛盾”，他称之为理论的“外部的证实”或实验证实；第二，关于理论本身的前提即“逻辑的简单性”，他称之为“内在的完备”〔5〕。这两条标准已得到广泛承认，
在该信的第二部分即有关中国的部分中，爱因斯坦指出了中国古代贤哲没有迈出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步，说白了，也就是中国古代没有达到近代科学的两个基础。爱因斯坦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是用不着惊奇的，倘若走上了这两步倒是值得惊奇的。从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从中国古代文化与希腊古代文化的差异来看，不能不承认爱因斯坦之言的严峻与深刻。
李约瑟研究所现任所长何丙郁教授认为，中国科学衰落和迟缓发展的原因，可以从中国科学本身固有的障碍、政治和社会的因素、以及本国文化与邻国文化的交流三方面来分析。
我国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在1935年的《独立评论》时期，就提出了类似于后来常说的“李约瑟难题”，并给予了回答。
“中国的自然科学不发达，第一便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这个上面。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其用心的对象，并不是私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环境的学术空气代为决定的。中国自西汉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力，都用在儒家的几部经典上面。在这种工作上面，我们的祖宗，也曾表示了许多难能而并不可贵的本领。譬如背诵十三经，首尾不遗一字，有许多儒者便做到了。我还遇到过能背汉书的人。但还没有听人说过，西方有什么学者，能背诵柏拉图的共和国，或卢梭的民约论。这种耐心，这种毅力，假如改变了途径，用在自然科学上面，不见得就没有成就罢。一个在自然科学上没有下过功夫的民族，对于自然科学，自然没有成绩可说。但没有下过功夫，并非不能下功夫，这一点我们是要认识清楚的。”
“第二，我们的自然科学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乃是由于我们在建筑文化基础的过程中，受别个文明国家的益处太少。我们偏在东亚，而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大多数都在西方。我们与他们，因为过去交通不便的缘故，接触是很少的，所以他们所产生的文明，我们不能借来做我们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基础，在十九世纪以前，虽然已经含了不少外来的成分，但大体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建筑起来的。欧洲各国，因彼此距离很近，一国的发明，不久便成为各国共同的所有品，所以他们文化基础，可以说是各国共同建筑起来的。研究瑞典文化的人曾估计过，瑞典文化中，外来的成分，比自己创造的成分为多。这是西方各国占便宜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吃亏的地方。假如在中世纪时代，欧洲与中国，交通便有今日的方便，那么他们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化，便可一点一点的传入中国，成为我们的文化基础。也许中国便有一部分人，受了这种文化的影响，便加入工作，加入自然科学的研究。真能如是，我们今日一定有很光荣的发明可以自豪了。”
在西方语境中，science是认知层面上的源自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关于自然界的系统的定量化的知识。它有一些具体的学科，如物理、化学、地质、生物等。而技术则是实践层面上的为达到特定目的而使用的方法。李约瑟问题之所以出现，乃在于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常被用来证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强盛的四大发明，其实都是技术，而且都是来自经验的技术。把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分开考虑，李约瑟问题就可重新表述如下：中国古代的技术一度领先世界，为什么到了近代落后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西方有了科学，有了科学的技术。
那么为什么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
无论是李约瑟的“重农抑商”，还是吴景超的“闭关尊儒”，其实都在于统治阶层采取的“愚民政策”使然。为什么要愚民？一句话：顺民好统治。于是，自汉董仲舒“独尊儒术”以来，民间功利主义盛行其道。科学有什么用？能直接给我们带来金钱地位？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于是乎即使中国出现了像墨子这样的比较具有科学思想的哲学家，一样是不被重视的。因为没有用！
如今的时代，我们是幸运的，对此我总是怀有敬畏之心。政府的较开明的对外对内政策，终于打破了中国2000年轮回噩梦，启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引擎，相信会有光明的未来。
袁国铭 2006-12-15 晚
